随着二战后《日本国宪法》的制定、宪法原理的转换、行政法律制度的重构以及现实行政的发展，传统行政法解释学方法论在依赖于实定行政法律制度的存在、缺乏对现实行政的考察、考察范围具有局限性、缺乏动态考察的视角等方面存在着不足。
[67][日]高田敏：《行政法—法治主義具体化法とレての（改订版）》，有斐閣1994年版，第4～5页。或者说，作为这些行为形式的连锁而进行行政。
此外，在现实行政过程中，行政机关之间以各种形式进行协助或调整，有时也以召开听证会等形式要求利害关系人或证人参加行政过程。三、行政过程方法论在现代行政法学中的意义 传统行政法学注重以法律解释学的方法考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但从行政过程论的观点来看，传统行政法学的法学方法论对于现实行政过程中的行为形式和法现象的把握并不充分。[98][日]西岛羽和明：《行政過程論と行政手法論（2）》，载《近畿大学法学》1988年第35卷第3?4号，第90～97页。[109][日]室井力：《行政法学方法論議について》，载広岡隆等编：《现代行政と法の支配—杉村敏正先生還暦记念》，有斐阁1978年版，第16～17页。[121]行政契约和行政指导等作为在行政过程中行政的行为形式，与行政行为并列被列举，但在日本现行的法律制度中，成立与行政行为法律制度并列程度的相关的一般行政法律构造的推测并不能成立。
[3][日]橋本公亘：《公法の解釈》，有斐阁1987年版，第78～80页。在考察行政法中存在的法律的多元与相互之间的竞合、交错所产生的问题时，应当在忠于个别实定法制度的同时，通过这些组合构建全体的构造。将法律视为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态的规范体系。
因此，目的作为法律之核，必须满足真实性与正当性的基本要求。[25][日]平井宜雄：《法政策学》，有斐阁1987年版，第98页。如有违反，则行政对违反者发布改善命令。行政法政策学的根本任务是将传统的政策思维与法律思维相互整合，以确保行政法制度设计在正义与效率之间实现动态的平衡。
无论是政策抑或法律，一般都会设定良好的目标和蓝图，一见之下似乎很难发现其不当之处。从整个国家法律体系来看，在数量上行政法规范占据绝对多数。
无论是外观形式、内在价值、实行机制、稳定性与实效性等方面，相较于公共政策法都具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政府公共政策的持续性调整变迁与法的普遍性价值诉求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张力，尤其是在立法膨胀的时代，公共政策上的效率效能目标与法律上的公平正义目标之间的矛盾抗争更加突出。当然，由于待处理事项的复杂程度不同，所以做出决定的难度是存在差异的。所以一般评价基准仍然具有不同层次的内涵，具体应当从哪个侧面予以解读，最终仍需要制度设计者结合社会现状作出判断。
[29][日]平井宜雄：《法政策学》，有斐阁1987年版，第205页。所以，在立法过程中，除非有正当理由，这种一一对应关系一般不应随意打破。[12]本文认为，法政策学虽然是法学与公共政策学的混血儿，但对其发挥主要作用的主要基因还是来自法学一方，法政策学应当定位于法学的分支学科，法政策研究始终要以法律思维为基础，并在不断批判与反思政策思维的基础上实现二者的有机整合。所谓具体评价基准，是指各部门法或者特定法领域所应遵循的立法评价基准。
而我国多级多层次的立法体制，造成我国行政法的造法主体众多，立法权限分散，立法事项重叠，难以确保法制统一。而这种立法目的伪装，必然招致法律目标与当权者实际行动的断裂，以至于动摇国民对法律的信赖基础。
那么，如何才能确保立法者在既定立法体制之下，总能趋向于提出合理的政策目标并选择恰当的政策手段呢？这就需要为立法者提供一套从事法政策分析的基础性概念。应当说，这样的理论转型以日本的行政过程论最具代表性。
[33][日]瀬尾俊治：《立法学（法政策学）と実定法解釈学の共通基礎理論の研究》，宮帯出版社2011年版，第83页。行政机关已经成为公共政策的主要创造者，行政法也成为公共政策的主要载体和媒介。[3]实际上，不管对公共政策如何定义，公共政策学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一项基本共识，即公共政策包含法，公共政策属于法的上位概念，各个层次的立法均为公共政策的载体和工具。即便在今天，公共政策学与法学的研究立场与研究方法依然泾渭分明，比如，公共政策分析的诸多理论模型，一般都未将政策的合法化作为政策过程的必经环节。[11]那么，法政策学的基本立场，究竟是以法为对象的政策学研究（法的外部视角），还是以政策为对象的法学研究（法的内部视角）？如果对此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那么法政策学就只能在不同的学术立场之间摇摆不定。例如，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行政法学中的政府规制学派[34]、德国的作为调控的行政法学[35]、日本的行政法政策学[36]，虽然各自的研究视角、关注焦点以及分析方法不尽相同，但各国理论均主张应当政治、政策与法律进行整合研究，强调行政法的过程分析与功能分析，目的都是为促进政府管制与治理的良性发展。
所以，现代法学研究，不能无视公共政策因素对立法的全面渗透与影响，完全否定法律的工具主义性格只是回避现实。所以，评价基准作为一种框架性限制因素，是制度设计者不能回避的，必须予以考量的价值准则。
而一旦公共政策触及了法律的底线，或者公共政策需要转化为立法的场合，才需要展开法政策研究。因此，比例原则所包含的个人权利自由最大化尊重思想，就成为政策转换为法律的筛网。
另外，在行政立法实践中，行政机关借法扩权、以法争利、越权立法的现象比较严重，结果导致行政法体系不断膨大而形成法律的洪水，而立法的品质却难以保障，并不断面临合法性追问。而这种因学科分立所导致的主观理论偏见，显然不能对法与公共政策的现实状况做出客观陈述。
平等原则强调如果没有合理的理由，对于同样情况应同等对待。因此，法政策学与公共政策学可以共享若干基础概念，如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过程等等。其理由主要有二：第一，公共政策是极其广泛的，很多公共政策议题已经超出了法学的辐射范围，法律人无需勉强介入。所谓的一般评价基准，强调的是任何法律制度都应当遵循的共识价值，它是法之所以成为法的必要条件，是对立法品质的最基本要求。
此外，国家各级各类机关组织、职权与运作的规定，也为各种政策法案的形成提供了硬性的约束框架。具体来讲，其一、立法目的伪装问题。
[30]但平井宜雄对法的决定过程的建构，显然没有停留在单纯的公共政策学层面，而是主张必须突出法的决定过程的特有环节、特定事项与特殊标准。概括而言，行政法学必须被视为一种调控之学。
参见[美]约瑟夫.P.托梅恩、西德尼.A.夏皮罗：《分析政府规制》，苏苗罕译，载《法大评论》第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该文还专门介绍了国际上流行的七种主要规制工具，包括：命令—控制型管制、协商式管制、激励式管制、信息披露管制、契约式管制、指导式管制以及自我管制。
[8]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性人物美国法理学家德沃金，在批判法实证主义的过程中提出规则—原则—政策的法律模式（渊源）理论。而司法机关也难以对复杂的政策决定进行高密度的审查，总体上只能倾向于尊重行政机关的政策判断。那么，在制度设计的场合，就要求作为政策实施基准的法律，要保持法的安定性和预见可能性，立法者应充分顾虑制度变更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前后的政策冲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一）法与公共政策的关联性结构 法与政策的关系，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来理解。
其主要研究公共政策转化为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和路径设计问题。在静态上，法与公共政策确实不同。
所以，法学理论中的法源概念，目的恰恰就是为了在法与非法之间划定清晰的界限。[2][美]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政策制定（第五版）》，谢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6]实际上，不仅法与公共政策在构造上存在重大差异，将法与政策明确区隔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具体来讲，法治观的第一重涵义主要涉及如何正确解释与适用法律的问题，此为传统法解释学的固有领地。
